行为习惯养成的六个层次

近些年来，国人的文明素养不断成为焦点话题。先是南京某中学生游览埃及神庙时留下“到此一游”，被曝光后引起轩然大波，学生被人肉搜索，所在学校网站被黑，家长含泪道歉，直到有人反思网民行为过激，呼吁对未成年人宽容，舆情才稍稍平息。

很快，一组西湖边上万人泡脚的新闻图片又引发网络热潮，网民痛心疾首，痛加批判。更多的照片出现，洗脚池从西湖也转移到了卢浮宫。直到发现外国人也在卢浮宫的喷泉泡脚，不同的趋于理性的声音才渐渐出来。

其间，央视新闻报道也配合这组热潮，不断曝光各地的不文明行为。而网络上更是充斥各种视频，从地铁、公共汽车到餐馆、酒店、街头，从美貌少女到中年大叔，国人的素质被放到聚光灯下热烤。种种行为让我们蒙羞，也促使我们深思：为什么，我们在公共场合的面目如此丑陋？

我们不是一夜之间变成这样的，被网络和电视曝光的这些行为，其实广泛存在，也曾经被我们习以为常。如今，全社会开始自发关注这些行为，并深度鄙夷，恰恰说明了社会的进步。

而一年多之前发生的港民对中国大陆游客低素质的反感犹在眼前，那个时候，网络的声音似乎还没有像现在这样统一，还有不少人对香港市民的批评不以为然。——我们真的进步了。

把视线放回到十多年前，教育者已经反思过学校教育在学生行为规范养成方面的彻底失败。当时的一致观点是：大学生素质低，许多应该在幼儿园以及小学阶段形成的素养，大学老师和辅导员发现必须由他们从头教起。那时候，我刚刚在上海读完大学并进入学校工作，上海市政府开始提出市民“七不”规范。哪“七不”？——不随地吐痰，不乱扔垃圾，不损坏公物，不破坏绿化，不乱穿马路，不再公共场合吸烟，不说粗话脏话。小学老师也许会哑然失笑，因为这些标准对小学生来说都不算很高的要求，而许多市民却似乎还需要重新启蒙。

这恰恰是学校教育的失败。按说我们的众多中小学校，都十分注重对学生的行为规范教育，传统的中国小学生的形象更是上课双手背后或交叉放课桌上坐直，发言举手，见到师长敬礼。一所所的学校门口都挂着类似文明规范合格学校、示范学校之类的标牌，显示出学校教育是到位的。怎么这些曾经验收合格的学生进入大学走上社会竟然连最基本的“七不”规范都还没有形成？许多德育工作者的心头之痛正在于此，对于德育实效性的质疑与探究也由此产生。

中国中小学工作通常分为两条主线，一条是教学，另一条是德育，而学生的行为习惯，恰恰是德育工作的重点。说中国的学校只重视教学是不对的，因为大多数学校对学生的行为规范同样重视，有些学校甚至极为重视。近年来，一些所谓的超级中学更是被曝光对学生实行严格的准军事化管理，并将此作为学生整体学业进步的管理秘诀之一。只是，这种将学生行为习惯养成置于为培养学习机器服务地位的思路，从一开始就注定失败。当学生进入大学发现监管一下子宽松了许多，而自我管理和自我驱动又根本无法提供足够的动力，方向的迷失便是自然而然。

外铄的教育需要在内心扎根，也就是说需要有内化的过程。如何内化，这才是习惯养成教育的核心。

在我看来，对一个人的行为习惯进行分析，至少有六个层次。

第一个层次，是行为。在中国基础学校的教育中，行为主义的渗透无处不在。许多基于行为主义的教育措施也的确卓有成效，如评分、褒奖、惩罚等等。行为主义关注的是外在的刺激，在外部刺激与学生反应之间建立联结，并针对教育目标设计教育策略。然而，一个人的行为成为习惯，是一个很复杂的过程。被我们观察到的只是外显的部分，是冰山一角，而水面下的冰山部分却往往别我们忽略。

第二个层次，是情绪。当我们要求学生做一件事的时候，必须关注它们的情感体验。做这件事时是欢欣、愉快的，还是压抑愤懑的？如果学生对于某一行为的体验是负面的，那么，这种行为一旦失去外在的迫力，则根本无法维持。

读大学时我曾经在部队军训一年，有一件事让我感触很深。那时每天早晨起床后都要把被子叠得跟豆腐块一样。如果大学里要求大学生早晨起床叠被子，估计学生抵触会非常大。但是，在部队那种环境和氛围下，奇怪的事发生了：一些同学将叠出来的被子看作是艺术品，个别人晚上睡觉甚至不忍去盖。军训结束回到大学读书的第一年，许多人甚至还养成早晨叠方块被的习惯，除了内心真正喜欢，还会是什么原因呢？

有老师在进行孝道教育的时候，并没有简单说教，而是布置一项作业，让学生回去仔细观察父母亲的手和脸上的皱纹，并进行一次访谈。许多孩子竟从未仔细观察过母亲的手！当看到她们手上的老茧皱纹甚至龟裂的皮肤时，这种情感体验在教师进一步的教育中便迸发出惊人的力量。

第三个层次，是价值。很多老一辈人对年轻人看不惯，说他们“三观尽毁”，我觉得这是过于偏激的评价。然而，当代学生行为背后的价值观问题，的确有令人担忧之处。

如果一个班级内部，学生抄作业现象泛滥，考试作弊层出不穷。学生之间比拼的是谁更会投机取巧，谁能够不劳而获，这是教师特别要警惕的。一种风潮的泛滥反映的是一个小团体认同的价值观，青少年学生是非判断能力比较薄弱，很容易受到团队内部一些不正确观念的影响，敏锐的教师在萌芽阶段就应当及时采取干预措施。

还有一些价值观念来自于社会，《瞭望东方周刊》在2010年曾经对上海的女大学生做过一个调查，结果显示有56％理解“包养陪侍”现象。这就不是单纯的学校教育的问题了。但学校教育并非因此无所作为，对德育工作者来说，如今的社会虽然是经济的盛世，但恰恰是思想道德的“乱世”，教师更应当勇于担当，以引领社会风潮的勇气来从事这份职业，进而影响学生。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要首先关注教师尤其是青年教师的价值观的原因。教育者的价值观有偏差，学生的价值观就更令人堪忧。

第四个层次，是信念。从对待一件小事的信心到对待人生的信仰，都是信念。价值观的混乱来自于信仰的危机。若干年前，上帝就死了，雷锋叔叔也不在了。现在，雷锋叔叔不但不在了，甚至也变身为骑摩托的摩登青年。信仰的危机导致底线缺失，人无所畏惧。这是如今众多可怕的匪夷所思的事情不断发生的深层次原因。

我们都知道，西方的学生德育，并非是学校教育的主要内容，而主要是由宗教来实现的。我在美国待过一段时间，住在一对犹太老年夫妇家中，了解到在美国的犹太人总是要把子女放学后送到设立于教堂的犹太人学校去，学习犹太语以及犹太文化。联想起我们今天的德育现状。一方面，大量空洞说教的德育课程劳而无功；一方面，中华传统道德的宝藏却又弃之不用。在上海以及内地很多地方，近来逐渐兴起的私塾、国学堂之热，恰是对这一荒谬现象的反击。为什么那么多家长送自己的孩子去读经？有人这样说，一部《弟子规》，其德育含量就超过所有现今中小学德育教材的总和。也许我们不愿承认，但的确应该重新审视一番了。

第五个层次，是身份。如果说之前的问题是愿不愿，敢不敢，身份的问题则是能不能。哀莫大于心死，我们有时候甚至对一件事情到了放弃尝试的地步，说明我们已经对自己有了一个身份的定位——我没有资格。

有一位家长曾经问我如何让孩子改变学习态度。我对她说，你可能需要考虑孩子的身份认同。例如有一个小姑娘，父母根本不管，但读书很努力，一直保持班级前三，为什么？因为她认为自己就是班级的学习尖子生，这种身份认同根深蒂固，当她在考试中因为一个小小的失误而导致名次下滑时，便会流泪懊恼。这就是身份的力量。

前两日，我看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谈中国经济问题，一位专家提到，城镇化是经济转型未来的重点之一，中国当前的实际城镇化率大约在35％左右，达到西方发达国家水平至少需要再翻一番。而每提高一个百分点，就意味着上千万的农民要进城。农民进城之后，即便工作方式和生活方式发生变化，其身份问题始终是一个结。看得见的是中国的户籍制度。看不见的是农民内心深处的身份认同。他们是否真正认可自己是城里人，还是压根就认为自己还是一个农民！若是后者，不要说“七不”规范，随地大小便也是正常的。

第六个层次，是集体人格。集体人格是荣格提出的概念，每一个民族的文化最后都会积淀为集体人格。以往我们曾经认为80后是“垮掉的一代”，但是汶川地震中80后的表现让这一代人站了起来。这是集体人格的发力，足以消弥价值观在不同代人之间的分歧。以此类推，当90后顺势接过“垮掉的一代”的称号时，我们有理由相信，那些埋藏在冰山深处的我们民族的集体人格其实也早已融入他们的血液与灵魂中，我们实在无需担心。当历史的接力棒交给他们手中时，他们一定也会成为民族的脊梁。

一所学校的历史与文化也会积淀成为这所学校学生的“集体人格”，这便是所谓“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李希贵说，学校的文化要靠故事来传播。那么，我们每一所学校，有没有一些经典的故事，让师生一届一届地传颂下去？

以上六个层次，按照弗洛伊德与荣格的理论，第一层次的行为属于显意识层面，第二层次的情绪在显意识和潜意识之间跨界，从第三层次的价值起，都属于潜意识。而潜意识，才是决定人习惯养成的核心部分。

国人的文明素养问题，将来一定会有提高。在尚礼方面，我们本来就不逊于任何民族。因此，学校教育过多关注学生的行为习惯养成，其实很可能走入一个误区。我们更多要关注的，可能还是在教育者以及教育管理者层面的官僚、僵化、功利、虚伪、好大喜功等弊端。每一个身处其中的人都深感其害，却又随波逐流。所有在受教育者身上反映出来的问题，根源都在教育者的层面。教育真正需要的是沉下心来，目光长远，抛却功利，而去探究其内在的客观规律并遵循之。

我在天津南开中学访问时，深为其挂在墙上的“容止格言”所震动：面必净，发必理，衣必整，钮必结；头容正，肩容平，胸容宽，背容直；气象：勿傲，勿暴，勿怠；颜色：宜和，宜静，宜庄。这就是一所培养出新中国两位总理，一位副总理，9位人大副委员长及政协副主席以及一大批各行各业支柱人物的中学。养成教育无需雄伟的口号，就是应该从这些最基本的要求做起，直到最后，内化为学校的文化，不仅仅刻在墙上，更成为学生集体人格的一部分。